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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升级:从机构、产品到服务

文│王增武 


  改革开放40年,是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由财富升级引领机构升级和产品升级的40年。
  
  在财富升级方面,中国GDP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4.84倍,同期的人均GDP提高近150倍(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同时,居民财富也从一无所有到多元化投资,人均储蓄由1978年的20多元提高到2017年的46903元,投资工具由储蓄到债券、股票、基金、黄金、理财、信托等,再逐步升级到私人银行、家族信托和家族办公室等。40年来,财富升级都有哪些“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呢?
  
  财富升级的3个表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机制的逐步创新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继确立,乃至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入改革和产权保护制度的逐步完善,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中国经济在总量和人均水平飞速增长。
  
  以GDP和储蓄的增长为例,1952年GDP为679.10亿元,1978年GDP为3679亿元,这表明1952—1978年GDP增长了5.42倍。1978—2017年GDP增长了224.84倍,2017年的GDP达到82.7万亿元。
  
  居民储蓄大幅提升
  
  伴随着GDP的几何级数增长,居民储蓄也得到了大幅提升。1999年和2018年6月末的居民储蓄分别为5.96万亿元和69.34万亿元,增幅为11.62倍。人均GDP由1978年的382.17元上升到2017年的近6万元,人均居民储蓄也由1978年的20多元提高到2017年的46903元。这是财富升级的第一个表现,也是首要表现。
  
  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飙升
  
  事实上,居民储蓄并非居民的首选投资品种,改革开放后,随着原生债券市场(1950年)和股票市场(1984年)的相继推出,基于监管架构逐步完善的机构升级,证券投资基金(1997年)、证券资管业务(2003年)以及银行理财业务(2005年)等的相继推出,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飙升、品种日益多样化,这是财富升级的第二个表现。
  
  据测算,2015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波动区间下限和上限分别为149万亿元、212万亿元,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81万亿元;2016年和2017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分别为213万亿元、250万亿元,到2020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波动区间下限和上限将分别为356万亿元、474万亿元,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
  
  如果把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起点,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二波高潮,以25~30岁作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起始年龄,那么1978年的第一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在65岁~70岁,而1992年的第二代创业者目前的年龄在51岁~56岁。
  
  创业群体面临家业传承的问题
  
  目前,1978—1992年的创业群体的最小年龄已逾50岁,家业传承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升级的第三个表现,也是财富管理市场供需双方应该发力的焦点。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下,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做好私有产权保护,为1978年以来创立的家族企业传承保驾护航,将可能使财富迎来再次升级。
  
  机构升级 VS 产品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个人带动众多的后富个人,先富个人的财富水平日益提升、投资需求丰富多样。同时,财富个体也由个人升级到家庭、家族及其所属的家族企业。
  
  在此背景下,作为财富管理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也相继优化自己的组织架构和产品体系,产品不断丰富和变迁,以迎接财富升级。在财富升级的过程中,机构升级和产品升级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机构升级:从单一到融合
  
  机构升级的前提是监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可追溯至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家银行”,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获得通过,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
  
  此后,证监会、原保监会和原银监会相继成立,“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搭建完成,这也是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同质竞争的开始。在原银监会成立之前,在以产品为导向的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中,证券投资基金和资金信托(2001年)以及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03年)是居民的主要投资工具,2005年,随着《商业银行理财管理暂行办法》的推出,在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国内金融体系中,以银行理财为主导的国内财富管理市场迅速发展。
  
  以原银监会、证监会和原保监会下辖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为基准,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存量规模数据如表所示。



  
  财富管理市场存量规模数据的总体特点是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并存。
  
  (1)存量规模汇总由2007年的6.59万亿元飙升到2018年的131.9万亿元,增长约20倍,与GDP之比的深化程度也由2007年的24.79%飙升到2018年的近150%,但2018年的绝对增幅有可能创下历史新低,同样,与GDP的深化程度不升反降。
  
  (2)分市场而言,鉴于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银保监会下辖的各类金融产品规模占市场总量超过57%(2018年),市场格局可见一斑,分市场而言,与过去普涨格局不同,2018年则有涨有跌,信托计划、券商资管、基金专户以及期货资管等存量规模出现回落,其他市场的存量规模则有所提升。
  
  (3)结构调整的原因不外乎本轮强监管下(2018年的资管新规及分市场的实施细则)的业务调整,如2017年银行理财的金融机构同业业务为4.6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余额的16.24%,余额下降2万亿元,下降幅度为31%,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
  
  随着监管环境趋严,市场下一步发展还有待观察。不过,回望过去,有几个事件值得关注:一是2010年诺亚上市,第三方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兴起;二是2014年青岛财富管理金融改革实验区落地,对家族办公室的设立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众多机构相继在青岛设立家族办公室;三是2013年天弘基金与支付宝联合推出余额宝业务,引发财富管理由线下向线上转移。除此以外,律所等机构相继加入财富管理供给方中来,实现了财富管理机构由单一向融合发展的市场格局。
  
  当前,不同机构在客户心中的认可度不一,小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金融机构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非金融机构可能会短期在某些领域做得比较突出,但长远来看,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优势仍是制胜的法宝。
  
  产品升级:从10元到1000万元
  
  居民金融投资的原生金融市场可追溯到1950年折实公债为起点的债券市场和以1984年飞乐股票为起始的股票市场投资,发展至今,债券市场的主要可投资品种有国债、金融债和信用债等,债券的衍生投资品国债期货等,2018年6月末的债市总额为79.05万亿。
  
  就股票投资而言,近代以来的第一只股票由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改革开放以来的股票投资从飞乐股票开始,也有衍生的融资融券业务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还有连通内外的沪港通和沪伦通等,2018年6月末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为50.42万亿元。
  
  除债券和股票等金融市场投资外,2001年4月,取消了“统购统配”的黄金计划管理体制,并于2002年在上海成立黄金交易所,揭开居民投资黄金市场的序幕。目前,可供投资的黄金产品有纸黄金、实物黄金、黄金期货、黄金定投和黄金ETF等。至此,原生与衍生、金融与商品等两类四种居民投资工具已基本健全。
  
  与此同时,自2003年原“一行三会”的框架搭建完成到2005年商业银行理财办法的颁布实施,银行理财、证券资管、保险产品、证券基金和信托计划等国内以产品为导向的财富管理市场框架也基本搭建完毕,此后,基本处于产品的升级改造阶段。
  
  产品投资门槛的不断提高:证券投资基金的门槛是1000元甚至10元;银行理财的投资门槛是5万元;私募基金等投资门槛是200万元;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兴起的私人银行门槛是600万元;2018年8月17日,银保监会下发《信托部关于加强管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家族信托的投资门槛为1000万元。总体来看,伴随经济增长和居民储蓄的提升,金融产品的投资门槛也由10元提高到1000万元,即产品升级。
  
  服务升级是关键
  
  伴随居民财富的不断升级,财富管理参与机构也在不断升级,提供的产品也在不断更新迭代。总体而言,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存在6个方面的转变。
  
  (1)客户群体由个人转向家庭或家族甚至家族企业,如家族信托或家族办公室等业务和机构创新等。
  
  (2)客户需求由标准转向定制,在保密条款失效、个税改革方案即将推出以及房产税和遗产税蓄势待发等背景下,高净值人群的需求并非简单的产品购买,而是需要全方位的税务筹划。
  
  (3)资产配置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合理、合规前提下,部分高净值客户拥有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国内资产和海外资产的优化配置值得关注。
  
  (4)参与机构由单一转向融合,传统的金融机构与新兴的非金融机构目前处于竞合状态。
  
  (5)服务方式由线下转向线上,如余额宝、智能投顾出现。
  
  (6)服务设计应由定性转向定量,在给客户做全方位金融或非金融服务方案时,我们不仅要做好定性的方案设计,还要给予相应的定量计算或风险测评。
  
  简而言之,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由产品为导向的1.0时代迈入服务为导向的2.0时代,对参与机构而言,在继续做好机构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基础上,要向服务升级迈进,迎接下一步的财富升级。
  
  本文作者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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